钱钟书说，婚姻就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这话咋一听很机智，再一想便觉得实在奇怪：既然婚姻是一座爱情的坟墓，那何苦当初要进来，白白遭这一番罪呢？对于这一疑问，最流行的答案，便是“人性悲观论”：——恋人当初都是你侬我侬、情比金坚。但世间少有爱情能抵挡时间的浪潮，久而久之，对方从心头的白月光，变成了一抹墙上的蚊子血，墙外的月光却又更亮了。
这答案虽然合逻辑，却又把自己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仿佛时间真倒成了婚姻失败的罪魁祸首。其实，排除不可抗力的因素，一场婚姻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双方在一起的理由。世间结婚的理由千千万，既有人结伴于五官，亦有人结伴于三观，有人为物质的门当户对而在一起，亦有人为灵魂的互相共鸣而走入婚姻。物质的婚姻常有，精神的婚姻却不常有。物质的婚姻，常常因精神不和而形存实亡，精神的婚姻，却会因物质的短缺而越显真情可贵。世间但凡长久的婚姻，双方必定在精神层面有共鸣，这个道理，对学者之间的婚姻，也同样适用。学者之学，在于对真理的追求。遇到志同道合者，他们的浪漫和精神共鸣便比普通人多了一个维度——双方对中国真理的共同追求。在中国的学术圈，便有三对这样的学术伉俪，他们不是“才子配佳人”，而是“才子配才女”——既能够在学术上“强强联手”，又能内外互补。他们的婚姻，在理性的克制中涓流着浪漫，在知识的追求中又潜藏着柔情，体现了对精神共鸣对婚姻的重要性，值得我们普通人为之借鉴、学习。秦晖和金雁夫妻，双方都是“术业有专攻”的人文学者。秦晖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并成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中坚人物。金雁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对苏联和东欧的历史与社会转型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这两位学者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清贫与寂寞中保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独立。九十年代以来，大学教授的生存环境大有改善，愿意去当官和商的帮忙、帮闲的学者，想要过上优越生活，突然变得易如反掌。秦晖和金雁夫妇却是其中少有的例外，他们没有去“走穴”，没有去申请那些投官僚之所好的学术基金，他们的学问与生命是融为一体的，他们抓住的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真问题，很难获得官方的奖项。然而，并不能伤害秦晖和金雁学术的激情。他们各自发表的论文，皆让学界刮目相看。而他们两人在研究中又有相当的重合部分，于是他们合作以“卞悟”的笔名发表了好些文章。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秦晖对中国历史真相的概括是：“儒表”之下的“法道互补”。在帝制中国的两千多年中，士大夫少有“纯儒”，多为“法儒”和“道儒”。中国人说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讲的是性善论，行的是性恶论；纸上的伦理中心主义，行为上的权力中心主义。他认为，中国要走出连续的历史、循环的怪圈、行政不正义的惯性，应当以“西儒会通”，解构“法道互补”。他指出，新儒学（以黄宗羲、谭嗣同为代表的“纯 儒”的思想脉络）有可能为人类“超越现代性”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这种可能性要实现，第一新儒学必须走出形而上的象牙塔，从心性之学发展为制度之学。第二更重要的是，新儒学必须摆脱历史上被“法道互补”强奸的梦魇，真正成为“新”儒学。尽管很多人对儒学的“起死回生”颇为怀疑，但却认同秦晖对中国历史真相的透视。他就这样自得其乐地做着他所谓的“底线之上”的思想实践——“维护自己的自由——不做奴隶；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做奴隶主；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坚持废奴主义。”金雁的学术成就也并不比秦晖逊色。她的专业就是苏联东欧研究，自一九七八年读研究生时起，她在这一领域默默耕耘已经二十多年了。金雁在波兰华沙大学的两年，正好是经济“休克”的最困难时期，当时写过一本书叫《新饿乡纪程》，以后她还发表过多部关于前苏联和东欧问题的著作。她的研究纠正了许多中国人对苏联、东欧社会转型的似是而非的看法，比如那里的右派倾向于“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比如那里后来又出现了“左派复兴”，这些看法并不符合苏联和东欧的实际情况。而苏联、东欧面对的许多难题，是中国将来也要面对的挑战，中国的“改革”之路，并不能避免这些问题的凸现。因此，金雁的苏联和东欧研究对中国而言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其重要性至今仍未被学界充分认识到。在今天的中国，教授学问的多寡、思想的锐利与迟钝，却与拥有的物质条件的好坏成反比。看看那些有名有利的教授，别墅豪车，一场演讲便可获得数十万报酬，但他们从不面对中国的真问题。而秦晖、金雁所关注的，正是转型期的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真问题，如农民问题、土地问题、转型正义问题、国企私有化问题等。但是，在这些问题上说真话，当官的不喜欢，经商的也不喜欢。如果没有坚持真理的勇气，如果没有安于贫穷的心态，这样的学问是无法做下去的。北京亦庄有一对学者伉俪——刘刚和李冬君夫妇，他们相识于南开大学，同受到一位名师的指点。他们这辈子都投身于中国历史，年轻的时候在乡村亲身见证父辈们的历史，后来在南开历史系专攻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他们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学者”或“作家”。他们最喜欢的，反倒是拾掇院子里的紫藤和水仙，闲暇时写写诗，请客人用他们儿子自己烧制的瓷器喝喝茶。李冬君和刘刚在南开的导师是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李冬君后来留校任教，她在南开不做课题，只喜欢给学生讲古代艺术史，讲战国诸子。刘刚则是早就出去经商了，做过不少投资，赚的钱全花在游学上，如今他常常带着一帮学生或者一群商人，一边走在考古遗迹的现场，一边侃侃而谈过往历史的景象。2008年，两人合力完成了《文化的江山》上下卷书稿后，不少官员和商人读到了这本书都很感兴趣，不停地打听什么时候能看到完整的版本。刘刚和李冬君总是对他们说：快了，快了。然后一等就是10年。他们当初写“文化的江山”，只有古代部分，商代以前的中国在哪里，宋明以后的中国又走向了何处，这都是需要继续弄清楚的问题。于是他们跑遍了江南一带大大小小的遗址，后来又为了将“良渚化世界”梳理清晰，按着司马迁“从东南到西北”的运势线，考察了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明源头的仰韶和龙山文化诸多遗址。枯燥的历史一旦经由现场与阐释的交织，就焕发出新鲜的生命力。这是刘刚和李冬君一直实践的历史普及的方式，不只是创作和阅读，还要通过在现场的游学走读触摸历史。青铜文化是怎么进入中国的？青铜文化以前中国文化的形态是怎样的？青铜文化为何没有像从西到东沿着亚欧草原毁灭三大文明古国那样毁掉中国文明？这些都是让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困惑了很久的问题。经过10年的探索，刘刚和李冬君终于弄清楚了史前中国的图景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他们发现了良渚在中国国家起源中的独特地位，而不只是仰韶和龙山。只有理解了中国的玉文化在阻击青铜文化，并与青铜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历史，才能解读夏和商的青铜器，以及夏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因此，他们一生的功夫，都是为了讲述“文化的江山”。▌看的是世界，想得是中国：他们的气度属于昨天，思想却超越今天资老和陈乐民是学界的一对神仙眷侣，他们同是30年代生人，50年代相识后，互相提携走过半个世纪的岁月，真正称得上志同道合。及至八十年代，两人先后进入社科院工作，资老任美国研究所所长，陈老任欧洲研究所所长，这种知识结构的差异，让他们在学术研究上相得益彰，比翼齐飞，成为中国少见的“互补型”学术伉俪。他们的学术一生以“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为己任，是当今社会少见的兼具学识、见识与胆识的学者。资先生、陈先生是士的精神的化身。他们一个出身老清华，一个出身老北大，受的是民国的教育，延续的是“五四”的精神。一生经历了中西思想的冲突融汇、政治、经济的兴盛轮回，时常"因年轻人被虚假历史蒙蔽忧虑得彻夜难眠"……
因此对时弊的针砭和忧虑、对现代价值的追求，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共同构成了资中筠、陈乐民写作与思考的主题。
◎一个反思过去，一个指引未来：他们的思考，贯穿了整个现代史
中国1840年以来，最显著的体系化的缺陷就是——既不认识世界，更不认识自己。而“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到现代文明的本质。
现代文明迄今为止只有两个阶段，发端于欧洲，光大于美国，读懂了欧、美的文明历程，也就读懂了现代文明的方向。资中筠曾任“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而她的先生陈乐民则是“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两人在研究上不但互补，他们的学术也始终像罗马的双面神一样——一面朝向世界，一面朝向自己，他们在研究欧美的时候，并非闭门造车，心里总放着一个中国。
这一点从他们的一系列作品就能看出：《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在中西之间》《欧洲文明的进程;对话欧洲》《欧洲与中国》……。正如有人对两老学识的评价：“从世界看中国，然后再以非常深厚的中国情怀去消化西方的文明。”
就像作家毕飞宇说的那样：“先生的思想是今天的，但她的风度和气质属于‘那个时代’”。
◎读资老、陈乐民二位先生的书，常有相见恨晚之感
广博的世界见闻与亲历，塑造了资老、陈乐民“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国际比较视野：作为外交家，他们50年代长期活跃于维也纳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外交一线，又是中美建交等现代史里程碑事件的参与者、见证人；作为研究欧美问题的风向标，曾在万马齐喑的年代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美国研究》；作为翻译家，又翻译引进了大量西学经典。
正因为资中筠、陈乐民具备了49后学者少有的国际视野。因此，读资中筠、陈乐民二位先生的书，常有相见恨晚之感，原因就于他们人是从民国来，见识却是国际的。
在他们的书里——哲学、文学、宗教、艺术，欧美史和中国史，现代和近代、过去与未来，不但信手拈来，还将裨益与损害都给读者做了庖丁解牛式的解读。
资先生、陈先生是士的精神的化身。他们一个出身老清华，一个出身老北大，受的是民国的教育，延续的是“五四”的精神。一生经历了中西思想的冲突融汇、政治、经济的兴盛轮回，时常"因年轻人被虚假历史蒙蔽忧虑得彻夜难眠"……
只是相比妻子对现实的批判，陈乐民的性格更为内敛，但思维却也更为深远，读他的书，常常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之感。1997，他多年的病情急剧恶化，协和医院的医生开了住院单，做血液透析。在等床位的两个月里，陈乐民为《欧洲文明扩张史》举办书稿论证会，提出“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的命题。即便是躺在病床上，他仍然未忘记，要“把西欧继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出现的启蒙时代讲清讲透，作为我们的一面镜子。”像资老、陈老伉俪这样温和却又勇敢、理性但又对家国天下充满悲悯的一对伉俪，她们的写作，不仅是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智慧之书；更是一位饱经历史沧桑后，依然深爱着这个世界的长者精神与风骨的化身。三等的婚姻互为人质，二等的婚姻互相迁就，一等的婚姻互相成就，这三位学术伉俪的婚姻，便是一等一的婚姻：——他们一生互相提携、追问终极，联手做出了足以传之后世的学术成果，既成就了对方的人生，也成就了自己的人生。因此，不仅这样的婚姻值得学习，他们极富问题意识，敢于直面中国真问题的作品更值得为之推荐：“秦晖与金雁作品合集”：其中秦晖与金雁合著的《田园诗与狂想曲》更是双签名版，让作品更具收藏价值，其中，《传统十论》一书已经再版了14次，每次再版都迅速售罄，无论自读还是赠与他人，都是绝佳的选择。李冬君+刘刚作品合辑：全网独家的全六册双签名版，限量发售，书中以高清彩色照片的形式，呈现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还做了历史人文意义层面的解读。它是一部关于文化中国的史诗，值得反复阅读、珍藏。资老+陈乐民作品合辑：一套罕见的资老全集，更难得的是，资老一生很少签名，此次为亡夫陈乐民先生破例，两人的作品集皆由她亲笔签名，不仅形式特殊，且数量有限，因而极具收藏价值。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收藏三对学术伉俪的作品集（含签名版）。